高能! “清新女神”陈昌凤:用众智 聚众力

2019-01-02 11:09:07 来源:湖大新影
  2018年12月28日,长沙迎来了今冬的第一场雪,我们也盼来了“清新女神”——陈昌凤。
 
  陈昌凤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记协常务理事。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毕业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系、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年至今任教于清华大学。主要研究领域有新闻传播史、媒介伦理、大众传媒与社会变迁。
 
  陈昌凤教授在韶华之年进入满目银发的学术圈子,曾师从方汉奇先生。网上有评论说:“她对问题的敏锐捕捉和前沿观察,让众多新闻学子灵光频闪。”网友们也亲切地称她为“清新女神”。
 
  此次,她受邀参加湖南省新闻传播学会成立大会。女神行程满满当当,我们在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采访了她。
 
  —技术,是历史的延伸—
 
  记者:您有深厚的新闻史学研究背景,近几年一直在关注媒介前沿技术,您如何看待并处理二者的关系?
 
  陈教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闻传播史其实是一个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从技术的这个角度切入,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它可以打开另一扇窗,比较纯粹地来讨论人类如何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开拓信息沟通的领域。
 
  我个人的研究较多地涉及到当代史。“当代的技术传播是怎么样的?”这一主题是与历史相勾连的。今天的新闻和信息就是明天的历史,在当代,如媒介业态的变革,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的延伸。
 
  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技术带来的影响有所不同。可能在中国很长的时间里,特别是古近代,技术起到的作用比较小,发展也比较滞后。当然,印刷术本身起到的作用是比较大的。除了印刷技术之外,之后的一些技术发展得晚一些,但仍然是有作用的。政治或者其他方面的因素,可能在某一历史时期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比如古代近代,发展进程主要是以政治为主线。到了现当代,尽管也有技术,但技术只是个工具,始终是为社会各方面服务的。通过技术传递的信息,或者说新闻,它主要是以政治为服务对象,对中国来说是如此。它(新闻)就是为了政治而存在的,或者说,它是为人类的生活以及跟世界的交流,为建立社会关系,而发挥作用。总的来说,在中国历史上,由技术催生的这种新闻的进步,主要是服务于政治,服从于政治,这是基本的一个大趋向。所以新闻史与技术这二者是这样连接起来的。
 
  另外,我的研究还涉及媒介伦理和信息伦理这两个角度,从这两个路径去讨论一些由技术延伸出来的问题。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记者:您特别强调技术背后人类价值的地位与作用,为什么?
 
  陈教授:有史以来,人类经历了四轮技术革命。到了今天,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挑战人类本性的程度。原本人类只是用技术来生存,接着通过技术来发展和提升,并没有想到技术有一天会挑战自己,会在很多方面替代自己,未来甚至有可能毁灭自己。
 
  如今,对未来发展最重要有三大技术——大数据,移动化和智能化。这三大技术影响了我们人类的方方面面,对新闻传播、信息传播、媒介的作用尤其大。
 
  首先,大数据在改变人类的认知,它能够预知未来,这已经很厉害了。而移动化能帮助人类获得信息,延长包括触觉在内的各种感觉。智能化带来的挑战比前二者更厉害,它会模仿人类。随着智能化技术不断发展,不仅可以替代人类劳动,还可以学着像人类一样思考,学着像人类一样去感知这个世界,并且它会在短时间内集聚这些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人类大脑所无法企及的。所以,无论是在数据上,还是智力上,智能化在未来都可能会超越人类。
 
  从智能化技术开发这个层面来说,机器人很难形成价值观。尽管现在还在研究,尝试着输入人类的价值观,但因为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甚至自我升级换代,那么到了某种程度之后,人类就没有办法控制它了。之前就发生过失控的情况,因为程序出错,机器人“发怒”,把窗户打碎了。
 
  人类无限制的开发就有可能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当我们还没有办法制服它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开发到了超越人类的程度,这就会带来霍金说的灾难。去年《纽约客》有一个封面文章就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它用了一张图,人类匍匐在地上,祈求机器人施舍一个硬币,寓意机器人控制下的世界。
 
  另外,是运用层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人类有趋利避害的天性。比如当前的算法推送,如果一味追求阅读量最大化,那么通常就是把人类的兴趣作为出发点,完全是趋利的,会让人类的兴趣越来越趋近于底线。
 
  所以,我们要重视技术背后的价值观,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善的、美的、好的世界。工具理性带来的是利益最大化,而价值理性带来的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争议中坚持开拓—
 
  记者:今年是您出任新闻史学会会长的第四年,作为一个学会的管理者,您对新成立的湖南省新闻传播学会有什么建议吗?
 
  陈教授:之前一二十年,我都在做新闻教育的研究。在北大参与创建了新闻传播学院,那时候我做了很多关于美国的新闻教育研究,也就有了一个国际视野,觉得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所以即使后来有很多争议,我还是决定要拓展学会。
 
  新闻史学会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唯一一个一级学会,自我接任以来新增了17个分会,到今年共有22个分会。最新成立的有计算传播学分会,成为了一个亮点,吸引好多年轻人参加。
 
  2017年是学会成立25周年,我斗胆做了一个尝试,在郑州大学召开学会年会。当时设想的是大约500人参会,但是最终据统计,差不多有1300人到会,这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是史无前例的。
 
  也是去年,十月份,我们在清华组织了亚太地区新闻与传播学会联盟会议。在会上形成了原先没有预想到的决议——成立亚太新闻传播学会联盟(APCA)。最终也是由新闻史学会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带头,联合亚太地区的学者、会长、院长们,共同实现了这一决议。
 
  我崇尚的哲学是“用众智聚众力”,用众人的智慧能做大事,聚众人之力才能推动事情的发展。新闻史学会在今天能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大学术平台,就是在所有学者的支持下完成的。
 
  湖南省新闻传播学会的成立也是时代使然,是跟进时代发展的需求,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学会不完全是学术性的,立足于学术领域的同时应该跟业界密切联系。湖南在电视领域是领先的,我觉得可以把湖南本土先进的东西作为一个基础,往新媒体领域开拓。作为一个省级的新闻传播学会,最重要的是接地气,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所以学会的成立是很有价值的,不仅能够提升学术的时代意义,对业界的实务发展也会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衷心祝愿学会成立之后,能够进一步带动整个湖南新闻传播学界的发展,并且帮助业界一起开拓新的业态,搭建好学界和业界的桥梁。
 
  —融媒教育重在跨学科—
 
  记者:近年来,业界开始向融媒体转型,建设“中央厨房”,学界也跟上步伐,尝试融媒教育,比如中传的智慧融媒体联合实验室,还有人大的智慧媒体未来实验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2012年就成立了“清华—数码视讯实验室”,也是一个全媒体实践创新平台。您怎么看融媒教育?
 
  陈教授:我们的整个新闻教育是滞后的。但是总体来说,还在往前推动。国内业界的发展也并不好,融媒体技术的缺憾还是很大的,基础薄弱,我认为教育界也是有责任的。因为最重要还是缺人才。
 
  现在有一些学校已经成建制地开设了适应新技术人才发展的专业方向,也开设了体系性课程。我今年统计了大四成绩第一名学生的课表,他们都来自国内排名前十的新闻传播院系,统计发现,目前成体系的课程还很少。中国传媒大学开设了一个数据新闻实验班,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新媒体课程在体系性上强一点,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新媒体实验班,而且比较早地开设了类似于媒体编程的课程。所以总体来说,大家还是在不停地往前发展。
 
  融媒教育要跨学科。我们要不断提升跨越,绝对不能够仅依赖自己的学科,要用跨学科的实力。综合大学里有很多学科可以支撑,包括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这些学科都很重要。
 
  —寄语2019—
 
  记者:马上就是2019年了,您有怎样的期待与展望?
 
  陈教授:2019年可能会有更多挑战,希望我们能够更快地适应新环境,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希望人间更加美好,人类更加善良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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